在案发的公交车下车门附近座位下，刑警找到了作案工具。那是一枚剃须刀片，上面残留被害人的一些皮肤残屑和衣服碎屑，却奇怪地没有任何血迹。“第一，没有试切创；第二，罪犯只动了一刀。”参与侦破的法医解释道，“这说明这个犯罪分子手法老练，心狠手辣，而且非常自信，认定一刀就够了，一刀过后，顺势就把凶器扔掉。“这一刀，快准狠，几乎是在瞬间划过，所以刀片上没有明显的血迹残留，而被害人也没能在第一时间察觉。”当时，警方将那起案子定性为故意伤害。然而，在那枚刀片上，警方却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甄别依据的线索，甚至连指纹都没有发现。办案刑警对能找到的所有乘客进行了调查，均未发现有人有作案嫌疑。彼时，公交监控系统还未普及，不排除有漏查的可能。那起案子最终不了了之，警方虽然没有结案，但也基本放弃了侦查。直到第二年的8月，又一起一模一样的案子发生，警方才意识到了严重性，可侦查却始终毫无进展。接着，第三年，第四年……每一年，警方都要投入警力对案子进行调查，却始终止步不前。大多数人认为，会对年轻靓丽的女孩儿做出这种残忍行径的应该是个男人。可警方询问了诸多目击证人，虽然在案发时有男性接近被害人，也发现了几个在几起案件中都乘坐了案发公交车的人，但几名嫌疑人矢口否认自己伤人，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公安部督导组也曾对这一系列的案子进行督导。犯罪学专家甚至曾指明，罪犯有可能是女性，因为男性，无论其性心理是否正常，都会做出一些多余的举动，也就是骚扰。但女性不会，出于嫉妒心理，她们想到的只是毁灭。罪犯选择在每年的8月，在公交车上作案，很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对凶手有着特殊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罪犯真的是出于嫉妒作案，目的是毁灭，那么，其本人很有可能原本拥有比这些被害人更优越的条件，却因为某些事情失去了。依据这个推断，警方很快找了一个嫌疑人。钟颖，身高172厘米，曾是一个颇有前途的模特，却在2001年的8月乘坐公交车外出时发生了事故，她在下车时，腿被车门夹住。出事的公交车就是此后每年都发生割臀惨案的那辆。但此人的嫌疑却很快就被排除，因为那场事故让她的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调查就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社会上的传言，警方也只能采取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时间延续到了2006年的8月，这个割臀恶魔却毫无征兆地突然落网了。据张静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人在作案时史无前例地对被害人进行了骚扰。这个被害人也和之前的几名被害人不同，一受到骚扰便义无反顾地进行了反抗。嫌疑人在车门大开的瞬间便夺门而逃，甚至连凶器都遗落在了现场。见到这枚刀片，这个被害人也是一阵后怕。割臀恶魔的传说一样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她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报案。警方迅速出动，憋着一股劲的刑警原本并未想着能从凶器上发现什么线索，只是按照办案流程对凶器进行了检查，却意外地在上面发现了指纹。而另一组沿嫌疑人潜逃方向，借着监控系统一路追查的刑警也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并迅速将此人缉拿归案。初步匹配后，这个人的指纹和留在刀片上的指纹吻合。调查显示，此人叫何明，男，某医院外科医生，三十五岁。归案后，何明对警方的指控拒不承认，坚称自己并不是警方口中的什么恶魔，更没有犯罪，警方对他的抓捕是非法的，应该立刻释放他。“那就是说，现在还不确定他就是那个恶魔了？”听了张静的话，老罗揉着屁股，嘶嘶地倒吸着凉气问道。“早晚的事。”张静自己动手，从冰箱里翻出一串葡萄，揪下了一颗，扔进嘴里，说，“证据确凿，跑不了。”“医生啊，还是外科医生，肯定不缺钱，老简，要不，这案子我们干一票？”老罗眼冒金光地看着我。“没兴趣。”我摇了摇头，“证据确凿的案子，我可不想让人打脸。”命运这个东西是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冥冥中，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与你有关的或与你无关的事情牵连在一起，无论你是否愿意，你只能选择接受。反抗只能是遂了生活的意，让这个小婊子捧着爆米花看了一出戏。你也不知道，你做出的举动是不是也在她的剧本里。就像老罗和张静的离开，就像我的留守，就像这个我本不想插手的案子。一切的一切，命运早就给我写好了结局，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只能延缓那一天的到来，却注定无法更改。我撂了那句狠话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第二天上午10点多，一通电话就打到了我们律所。打来电话的人自称钟颖，有一个刑事案子希望我们能够代理。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希望我们能到她家里详谈。“不介意的话，我希望能和你们共进午餐。”电话里，这个女人柔声说道，老罗毫无抵抗力地点头答应了。放下电话，老罗的额头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你咋了？”我讶然问道。老罗没有答话，犹豫了一下，却拨通了张静的电话：“丫头，今天哥开心，中午请你吃饭，来不来随你。”“铁骡子拔毛，哪有不去的道理？等着我，五分钟。”电话那头，张静嚣张地说道。“你叫她干吗？”我微微皱了皱眉。张静跟我们的关系自不必说，但她毕竟是省厅的警察，而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