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否、又是如何捱过了这样巨大的危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应当是平安脱身了的，否则不会最终成为东北与华东的“救火队长”，使决定性的两大战场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但她更怕，怕他拖着病体又遭受打击与折磨，怕有心之人的构陷与旧日恩师的猜忌虽未见得会置他于死地，却将击垮他的尊严和信仰。如今她已经身在牢狱之中，既然暂时无法逃脱，她至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起先她想，无论说什么都是错，那就一句话也不说，即使他们想要罗织罪名，也没有道理把一个不说话的人长久地关在牢房里。于是，她和这些保密局的人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比拼谁更有耐性。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不见天日，手表等随身物品也被他们搜走，因此根本不知道被关押了多少天。无奈之下，她只好暂且按他们送饭的时间，结合自己肚子咕咕叫的时间长短来推算，大概他们一天会来送两次食物，那就把这两次送饭连同间隔的时间算作一整天。期间，他们每隔一两天会派人来，照旧是之前那些问题，她闭着眼睛不搭理他们，他们倒也从不追问，放下食物，又把门严严实实地锁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五天或者更久，在她已经不太数得清日子，人也快要闷得发疯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搬来了一位狱友。她所在的这间囚室应该和一些重刑犯有一定距离，头次来到这里，她被惨叫声吓得两腿打颤，后来住进囚室，反而没有再听过犯人受刑时的声响。这位狱友则是与镣铐拖地的声音一同现身，她循声从床板上爬起来，把耳朵贴在门上，从对方的说话声中听出，对方应该是一位年岁不大的姑娘。

隔开两间囚室的墙壁下方，有一个平时被砖块遮掩住的，只有一根手指头那么大的窟窿。等到大概入夜，走廊上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她试图和这位新来的邻居说话，对方也传来了回应——阮静秋这才发现，她还没满十八岁，是沈阳的一名大学生。

结合她身上的镣铐与刑具，阮静秋对她的身份与身陷囹圄的缘由有了一些初步的猜测。她悄声问：“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她的邻居用着尚有些孩子气的嗓音，坦荡又骄傲地回答：“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阮静秋沉默了片刻，心中肃然起敬——这正是后世人们所传颂与敬佩的先驱者，年轻、坚定，甘愿为自己的理想奉献牺牲。她也意识到，镣铐恐怕只是这些人给她的“前菜”，她的身份与她的理想意味着她将在这里遭受更严厉的刑罚和拷问。这对比是鲜明无疑的，国军内部争名逐利、党同伐异，人人嘴上说着主义，心中全是私欲；而这么一位年轻的学生，却甘愿为理想和信仰与毫无人性的刑罚相对抗。她多么敬佩这位姑娘，多么想要给她加油鼓劲！可她要救人、要脱身，要把信息传到杜聿明那里去，就不能让自己被特务们视作同党，因此她什么也不能说，甚至不能告诉她，她的理想将在不久的未来大获全胜，她所盼望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很快就要建立，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过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生活。她思来想去，只能劝她爱惜自己、坚强活着，只要多活一天，离她梦想的未来就能再近一点。她说道：“理想是很重要，可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你年纪这样小，又是难得的大学生，日后学成报效，有很多机会可以造福他人。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读书，要不是放下书本来做了医生，兴许我还在校园里呢。因此，我对你很羡慕呀。”

她笑一笑，答道：“我正是因为读了书，才发现人人都有责任、义务作出改变，人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话。假如都想着‘眼前’，‘当下’和‘自己’，而去忍受这荒诞腐朽的现实的话，国家怎么可能真正强大呢？因此，即使力量很微小，我也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才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即使在许多观点上未必能达成一致，但两人成为了这困境当中彼此唯一的朋友。她说起了自己带领沈阳几所大学的学生们一同走上街头反对战争的经历，阮静秋也和她提及了自己留洋期间，在国外读过的书和一些见闻。每日的时间计量单位变成了门外的呼喝声，特务们的严刑拷问日复一日地持续，她几乎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囚室被带出去，大半天后再皮开肉绽、气若游丝地被扔回囚室里。阮静秋对此所发出的抗议与威胁于事无补，她只能眼睁睁地从门上的小窗看着她备受折磨。她想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总是有极限的，但这样的极限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儿身上似乎有着无限高的阈值，甚至于，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还总能听见隔壁传来她轻轻哼唱国际歌的声音。这是穿越时空以来，她所近距离接触到的办事，例行询问。”

廖耀湘冷笑道：“自从他到任，我足足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来‘例行询问’，你们反倒有闲工夫去向一个弱女子拷问我廖某人的“贪腐”。我要是不来，你们必定要屈打成招！”

滕骥赔着笑答：“廖长官，这都是误会。先前杜长官主政东北的时候，和保密局一向合作紧密，戴局长在世时，也和杜长官私交甚笃。”